第二，这种价值是在法律程序运作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在最终结果中实现的。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三，立法机关如果懈怠立法，有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僭越立法权的情形。

公共事务之外，人民的言论自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22]参见孙旭培：《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1-7页。直到第一修正案通过一个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才面临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和限制案件。错误言论不可避免，必须获得呼吸空间。第四，基于两国国情和宪法文化的不同，中美两国在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上存在上述机制和模式上的区别，但是两国宪法均承认人民主权，这是言论自由差别保护的政治基础。

[17]关于公民有无资格违宪以及宪法义务性质的论述，可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5-33页。美国宪法，从文本视角来看，只是抽象和概括地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并没有明确规定何谓言论自由，也未区分言论的性质并予以不同程度的保护。其次，联邦最高法院担任宪法守护者也是宪法结构需要的必然结果。

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五长官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旦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宪法守护者是一个恒常在场的机构，要时刻在场才能满足监督宪法和处理违宪问题的需要，特定调查委员会的临时性和非常设性决定了其并不能将监督宪法的专业性集中体现出来。将帝国总统看作是宪法的守护者，而排斥魏玛宪法构建的国事法院，这的确与主流宪法理论不同。

[20]例如，这些宪法规定：（1）君主、公务员与国国民在宪法上的宣誓。如何防止这种官僚化统治权力扩大对个人自由的侵害，韦伯认为，需要靠政府行为的议会化和民选政治家领袖，即只有把政治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导人的选举上和普选总统之上，才能防止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对政治特定品质的侵害。

四、中国宪法守护者的现状及其完善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宪法，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外，大部分宪法基本上都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装饰门面，为政治而服务的。行使行政权的执政官主要由选举的两名执政官、副执政官、财务官、保民官等组成。因此，当宪法在国家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人民的作用时，它对人民来说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文件，违宪的行为也将被视作对人民的公然挑衅，这是日常政治下，法律守护者发挥作用的结果。中国处于改革宪法时代，建立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宪法守护者对于依宪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6]规范主义宪法观构建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规范世界，离开了宪法，整个法律世界都是不可理解的。1879年建立的帝国最高法院可以对联邦法律进行实质性司法审查，即审查的对象性法规是否具有宪法基础。例如，一让某个宪法没有规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或者某个政党来充当宪法的守护者，首先由于缺乏宪法规范的支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存在问题。在政治意义上，宪法有一个终极的守护者，这就是人民。

因此，法院规定性决定了其是最理想的宪法守护者。尽管弱司法审查是建立在议会主权的基础上，立法机关在违宪审查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司法机关毕竟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因此，在中国实行这种复合制宪法守护者，明确法院是否享有审查权和享有什么样的审查权，以及享有何种程度的审查权是其前提基础，否则这种守护者很难具有现实意义。

对例外状态的决断胜过如何决断的过程，这由具体政治秩序情景所决定，紧急状态容不得思考和民主审议。例如，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斯巴达‘五长官制的古典模式一直到19世纪还时常被提起，在大多数的时候是提到‘谁来监督守护者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这种守护者容易变成宪法的主宰并有成为第二个国家元首之危险的警告性附注，然而有时却是在批评这些不良后果，享有身份保障、不负政治责任且依其裁量而做出决定之机关时才会提及五长官制。

这种观点相对来说保守一些，属于渐进性的改革，但其最终还是指向了宪法法院，因此这种方案也是不可行的。法院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可以防止多数民主暴政和行政权力的压迫，从而将政府行为控制在宪法界限内，最终保障人权。从这里可以得出，宪法守护者更像防御者，即它不是积极和全程的保护者，而是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为了应对某些侵犯宪法的特定危险，才需要宪法保护者出手。三、谁是宪法的守护者 谁是宪法的守护者，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一国的宪法守护者可能只是适应了宪法结构的需要和特殊的宪政文化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统一和普世的宪法守护者。就像守护山林的人，如果没有配备猎枪和狼狗，侵入山林的人肯定会肆无忌惮，无所畏惧。施密特的中立性指的是超越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超然性权力，这种权力不受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影响，其功能在于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

魏玛宪法时期，国事法院（联邦高等法院）被界定为帝国宪法的守护者[21]。在法律意义上，宪法的守护者由宪法自身进行规定，可能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者类似德国专门的宪法法院。

但在开学的时候，阿肯色州长福布斯公开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来阻止这几名黑人学生人学。宪法守护者的中立性品质表达的是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保持一种超然的立场和姿态。

1958年法国对议会至上的偏激进行纠正，宪法保留了内阁的有限立法权，不允许立法机构的侵犯，并构建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之外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来维持政府机构的分权，以此监督议会与内阁对分权原则的尊重，并行使司法审查的职权。中国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的相关条款，以及新修改的《立法法》相关条款之中。

[28]在中国语境中，法律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上使用的，包括一切规范性的制度。从人民到宪法再到国家的逻辑过程，清晰地呈现了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问题。（c）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d）但特区法院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三）施密特：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 帝国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是施密特政治宪法学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

[16]法国《共和八年宪法》第21条规定：所有护民官或政府认为违宪之行为，元老院（参议院）守护者都有权加以确认或使其失效。宪法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在宪法政治时期创制宪法的政治过程。

从价值宪法学来讲，人民通过制宪权将自己的价值目标上升为宪法规范，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价值的规范化，其具体形态就是宪法价值，而后再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实现自由和民主等宪法价值。判断宪法守护者优劣的标准只能通过实践来确立，即在具体历史情况下，能够有效监督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人权的守护者就是成功的守护者。

不同的地方在于司法审查的法律效力高度，以及司法权享有的强弱。（五）本基本法规定之其它案件。

由于翻译的原因，称呼不太一致，有的翻译为联邦高等法院，有的翻译为国事法院，施密特在《宪法的守护者》中用的是国事法院，因此，国事法院可能比较准确。根据《立法法》规定公民个人享有审查建议的权利，这似乎具有一点司法审查的味道，但是仍然处于立法机关自我审查的范畴，任何一级法院并不享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为了宪法而与政府奋战百年的现象，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在行政权的范畴里寻找宪法的守护者{7}，因此，守护者必须具备中立性。在布朗案件（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影响之下，该地教育委员会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人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

首先，宪法赋予了守护者规范性中立性和权威性等内在规定性，这是守护者能够承担守护宪法的基础。为什么是总统而不是《魏玛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事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这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施密特从政治、国家到宪法的逻辑演进关系。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可以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人员政治任命方式，其他方面可能借鉴意义不大。而中国宪法监督和法律监督主体的同一性，导致违宪审查和违法审查主体的混同，固然是由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决定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现实政治结构使然。

而施密特从霍布斯那里接受了这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主权者，认为主权者决断是绝对的开端，也就是创制法律和命令的独裁者。在现有背景下，法院在中国的违宪审查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它们并不能实质性参与守护宪法的进程。